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获奖成果名单。8040威尼斯3项成果获奖！其中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8040威尼斯获奖成果名单
奖项类型 | 成果名称 | 成果类型 | 学科类别 | 获奖人 | 等级 |
著作论文奖 | 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 | 著作 | 中国文学 | 曾军 | 二等奖 |
著作论文奖 | 艺术与真理 | 著作 | 艺术学 | 刘旭光 | 三等奖 |
著作论文奖 | 以毒品为武器：美国对华冷战宣传的新媒介(1950-1962) | 论文 | 历史学 | 张勇安 | 三等奖 |
详情如下：
获奖者风采
曾军，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8040威尼斯学报（社科版）》主编、AHCI刊物Critical Arts编委。
入选首届长江学者青年学者（2015）、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理论界人才（2017）、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8）、上海社科新人（2010）、上海曙光学者（2009）。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6）、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15和2022）等各类项目11项。已出版《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2004）、《观看的文化分析》（2007）、《城视时代》（2016）、《西学中话》（2020）《巴赫金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2021）等著述13部。
获奖成果
《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曾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获二等奖）
在文学理论思潮中，巴赫金是一座无法绕开的高峰，其理论成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被人津津乐道——人们不仅惊异于其文论话语的独特、思维方式的怪异，还惊喜地发现无论哪家哪派，几乎都可从他那里找到思想的共鸣点。理解巴赫金，也便成为进入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思维迷宫、破解全球化格局中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理论相互影响和接受、变形与新生之谜的一把钥匙。研究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影响问题，还可以更好地反观中国学界对巴赫金理论（进而也包括对所有外国文学理论）的接受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获奖者风采
刘旭光，8040威尼斯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9年），国家哲社艺术学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论话语研究》首席专家。现任中华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等职，主要研究领域：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先后主持国家哲社基金重点项目“审美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形态”、国家哲社项目“当代西方美学中艺术真理性问题研究”，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与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等省部级以上课题5项。出版《海德格尔与美学》、《近代欧洲艺术精神的起源》、《存在之链上的美学——形而上美学的历史与命运》、《艺术与真理》等专著4部，发表CSSCI论文100余篇，其中1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5篇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
获奖成果
《艺术与真理》（刘旭光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获三等奖）
本书对于艺术与真理之纠葛的每个环节的展示，其目的之一是展示历史上的人们看待艺术的种种方式，是指出进入每个时代的艺术殿堂的种种门径：每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是一座森严的大殿，时过境迁之后，这些殿堂依然有其威严与华美，而“真理”就是这些大殿的大门，穿过这扇门，我们就知道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追求什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因此，这本书在写作之中，不经意间起到艺术鉴赏指南的效果，这部指南想向艺术爱好者与艺术史家们指出，每一个重要的时代人们对于艺术的希望是什么，并且要求艺术做什么。本书最终的旨趣，是呈现一部艺术精神史。这本书不仅仅清理了艺术与真理之间的种种纠葛，更是想通过艺术这个小领域，观看和欣赏人类精神如何在对艺术之真理性的追问中，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不断从传统与历史的各种既成的“真理”中走出来，去寻求新的“真理”。书中有一个真理之链，这个链条所展示的，不是对某种成就的礼赞或投票，而是揭示“真理”如何被建构，如何被放弃，又如何被重构，这个链条展示着人类的雄心——它绝不会在任何一个点上过久停息。如果说对真理的追求体现着人类的精神的最高追求，那么真理史就是我们的追求史。本书想对于艺术有一种统摄性的认识，这种认识高于对问题的梳理，高于对思想的阐释，高于审美，高于品鉴，有点像是在捕捉真理史在艺术史中的投影，但如果读者能够在本书中看到作者为人类的艺术精神所作的画像，那将是作者最大的欣慰与鼓舞。
获奖者风采
张勇安，8040威尼斯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学术兼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国际酒精和毒品史学会（ADHS）执行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禁毒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学会副会长等。著有《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1847-1973）》，主编《医疗社会史研究》（CSSCI集刊）、《国际禁毒蓝皮书》。近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rug Policy（SSCI）、Medical History(A&HCI)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以英文和中文发表论文60余篇。研究成果曾获第八届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著作类二等奖、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2010）、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2）等。指导本科生团队参加“挑战杯”“互联网+”等，并荣获国家级和市级荣誉奖项多项。
获奖成果
《以毒品为武器：美国对华冷战宣传的新媒介(1950-1962)》（张勇安，刊于《历史研究》2019年04期，获三等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中美对抗从幕后走向台前。美国政府、国会两党逐步达成共识，开始推行全面对华遏制战略。美国对华冷战战略的决策机制、实施过程和影响要素等，国际学术界已经多有研讨。然而，关于美国对华冷战共识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知识生产(knowledge production/generation)过程、转换路径等内容却关注不够。事实上，技术官僚及其领导的联邦行政机构常常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冷战时期更是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他们以其熟知的工作内容为素材，借助各类平台与渠道参与政府决策行动，通过与媒体及利益集团合作影响公共舆论走向，致力于美国冷战战略的“知识”建构。美国联邦麻醉品局局长兼美国常驻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代表哈里·安斯林格(Harry Anslinger)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利用熟知的“毒品知识”，把毒品与冷战、反共联系起来，炮制新中国向“西方自由世界倾销”毒品的不实指控，藉此抵制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和参与以联合国为平台的国际事务。毒品、冷战和反共被嫁接起来，安斯林格成了美国对华冷战的重要推手之一。本文以美国新近解密的国际组织事务局、联邦麻醉品局、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多元档案为基础，“自下而上”地考察技术官僚冷战知识武器的建构路径和方法，探讨毒品如何成为美国对华冷战宣传的“武器”，进而重新审视技术官僚在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